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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塌宿命

  

2004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

一间阴暗的会议室里,聚集了十几位穿着西服或白大褂的老先生,如果不说,恐怕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来自中国各大学的物理学和生物学的顶级权威,以及几位来自联合国遗迹科学署的外国专家。

突然,嘎吱一声,门开了,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匆匆走上了讲台,身后跟着的另一个男生关上门站在一旁,台下的老先生们鼎沸的人声仿佛被人按了静音,瞬间安静下来,十几双眼睛盯着这位年轻人。

小伙子打开夹在胳膊下的文件夹,戴上眼镜,敲了几下麦克风,随后从音箱中传来了略显稚嫩的声音。

“大家好,欢迎各位老师来参加这次发表会。我是徐维同,这位是我的同学史宇忻。

“接下来的内容,可以说是关乎人类命运的机密,请大家严守科学署的条例,不要把今天会上听到的任何字句带到这个屋子外。

”接下来请允许我开始发表。大家都知道目前科学署因为坍塌技术的未来方向争得不可开交,我来就是为了提出我的一点看法。四十年前,我爷爷和老一辈的科学家们在二十七号基地发现了遗迹,但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这个遗迹被封存,其中的研究也搁置了大约三十年。十年前,科学署成立,这里的各位都比我了解科学署首要的目标。那就是在北兰岛发现的未知生命体遗骸。我在这里用它的英文名称GAVIRUL来称呼它。科学署认为坍塌技术的未来关键就在于这个生命体。

”众所周知,遗迹及其坍塌技术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前苏联和美国的一些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我爷爷因为不明原因的癌症已经去世,我父亲也因为坍塌技术的研究事故得了不明的病症,目前情况不容乐观。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传统的物理学技术来直接研究遗迹是危险且不符合现今基础物理学水平的,我们应该在此暂时搁置物理学的研究方向,转而专攻针对GAVIRUL的生物学研究。

台下有了些许的议论声,徐维同暂停了一会,继续说道:

“而我和我的研究小组,已经有了完善的计划方案,对于目前科学署内的争端,我们认为,不应该以重现的生命体作为打开遗迹之门的钥匙,更严重的说,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没有办法直面遗迹,走进遗迹,去观察它的技术和内在,这对于现今的物理学乃至基础科学,都是无底的深渊。

台下一片哗然,人们先是面面相觑,然后又互相议论起来,徐维同清了清嗓子,所有的眼神再次聚焦在他身上。

”因此,我们小组提出一个方案,将GAVIRUL的基因组进行修复,重组,再培育为人类胚胎,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人类和GAVIRUL的基因组重复率达到98.9%。之后以此为桥梁,观察人工培育的生命体是否会与遗迹产生反应,从而达到避免人类直接接触的目的,并且直接研究当时的生命体及其生物体征。为此,我们制定了如下的实验方案,首先为保证基因完整,所有胚胎皆为女性,第二......”

台下的听众再也无法忍耐,爆发出激烈的争吵,一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更是直接站起来,指着徐维同大声斥责:“你这样做,是否考虑了生物伦理学?这样的行为究竟是否能带来效益?如果又要背负风险又要得不偿失,我们科学署不做这种傻子。”

徐维同推了推眼镜,冷峻地说:“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大家保密,我们组已经通过从医院获得的卵子,再造出了首批人工合成的胚胎。”

台下再也没有任何声音,所有人都屏住自己的呼吸,倾听着徐维同把他的报告一字不差地念完。

一周后,科学署决议通过GAVIRUL基因人类化胚胎群培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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