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只有十二岁。带着一个孩子应该有的单纯和无知。
不同于亨亨博士拥有图画书、柔静沙滩、桔树、友好的狗、海景和微笑面孔的明亮世界，我的童年多见野狗，槐树，十万个为什么和建筑用沙，是个非常分明的世界。也许这也是我日后成为材料学博士的原因。
当时的我，中分发，穿着短裤，喜欢穿着凉鞋在水龙头下冲脚。冰凉的井水冲去脚底板间的汗气，然后我就提拉着半湿的凉鞋，在地板上留下一片片的水渍，耳边是妈妈责备我的声音。
被问到将来想做什么，会毫不脸红理直气壮的喊出：“科学家！”这样的回答；而对于下辈子希望转世成什么生物的问题，则会回答“想变成猪！”理由是：“这样脑袋里就不会嗡嗡嗡的乱想了！”。当时的我，正是处于这样神奇一个年纪。
即使现在聪慧如我，可以徒手计算有限元习题，也丝毫不能理解十二岁的我脑袋中的东西，毕竟那是所有人都最有魔力的年纪。
在三十年前，世界还一如既往的正常着。电视里七点会播新闻，八点则是动画片时间。冰棒卖一块钱，盒装的冰激凌则要五块。美国总统是小布什（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我还从没见过这么丑的外国人而且他居然还是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是萨科齐，（还是萨马兰奇？我至今不擅长记外国人的名字）。
没错，当时的我就已经如此睿智了，我甚至知道雌瓢虫与雄瓢虫之间的区别。
在我的伪装下，我的朋友和家人都没有识破我的早熟。而我那两耳之间粉嫩嫩的“一碗凉粥”之上过于发达的沟回褶皱，则在我看画报，吃零食和看动画片之外的时间，向我提了一个终极问题：“为什么人类会不由自主的遵守同样的守则呢？”
好，暂停一下，先让我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会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你看，每个小孩子都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他们被教导要“红灯停绿灯行”“活动电梯靠右走”还有“不给钱就买不到东西”诸如此类的社会性常识。当然，大部分人早在幼儿园就受到了这样的教育，我也如此。但和大部分人不同的是，大多数人在问了一句：“为什么？”之后，不管回答如何，就都心安理得的接受了这一设定，接受了这一现实，成长为了一个正常的人类，最后融入和谐社会大家庭。
而我，却拒绝了。
当时的我，在受到“社会常识类教育”以后，也同样的问出了：“为什么？”
而我那小学教师的妈妈，给出的回答则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啊！”
哈哈，我的妈妈呦！你太小看你的儿子了。
我当然不会被如此简单的回答给说服，就像希特勒不会因为苏维埃的暴风雪就停止前进一样。我继续提出“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做呢？”这样的问题，而我的妈妈就继续耐心的解释：“因为大家之前就一直这么做啊！”这样的回答。
当然你也知道，这样的问答是没有尽头的，我可以永远这样“为什么”下去。而我的妈妈也可以一直“之前”下去。但我仍要感谢我们母亲，至少她以一个中年妇女的身份尽可能的解答了这个问题，包括但不仅限于提出“不这么做会被警察叔叔抓啊”“国家规定了人人都要这样做啊”这样的回答。
无需猜测，我当然没有被说服。
如果这么无趣的答案能将我说服，我就不会是我了，更何况当时我才十二岁，正是最不讲道理的年纪。但是我同样意识到得到更多这样无意义的答案是没有效果的，因此我理智的选择放弃继续逼问我的母亲。
妈妈呦，原谅当时的我吧，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您被问得焦头烂额的样子。不管怎么说，这问题对一个星期六晚准时观看湖南卫视的中年妇女来说太过困难了。如果是现在的我，被一个熊孩子这样纠缠，我恐怕会把他丢进下水道吧。
但我之后犯了另一个错误。我不自量力的尝试自己去解决这个疑问。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我失败了。对于一个受过基础伦理学和哲学训练的成年人来讲，这当然不是一个很难的论述题。如果现在这张试卷就放在我面前，给我30分钟我就能得到一个A+的成绩，但对于一个业余爱好是追着家猫帮它检查口腔问题的小屁孩来说，实在是超纲了。
在那场无知蒙童的好奇心与人类传承千年的社会性的较量中，最后还是保守派占了上风。我暂时选择了妥协，不再追问“为什么”了。我那明显更发达的左脑转而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怎么利用这种力量呢？”
是的没错，我把那东西定义为力量。
当时的我觉得，让所有人靠右走；需要用钱来交换商品；让人们之所以遵守这些规则，是因为一种神秘的力量。这当时是很朴素的想法，就像苹果掉地上是因为重力一样。
我当然不知道这力量是什么，但我想，既然这力量能让全世界的人靠路的右侧走，能让所有的汽车在红灯前停下，还能强制让所有人老老实实的用纸交换玩具车，那它为什么不能做到另一些事情呢？比如所有人吃饭前单腿跳之类的？
不，请不要误会，当时的我虽然古灵精怪，但并不精通魔幻意味上的法术。我也从未希望，未曾期待，更没有预测过会发生接下来的事。这一切只是一个小学生的胡思乱想与奇妙世界擦出的一个小小偶然，毕竟六十亿分之一的概率足够支撑得起任何奇迹。虽然这并非是奇迹能做到事。
